散户无奈退出 "奶荒"背后乳企奶农利益失衡

奶企奶农利益失衡 “断奶”频现“牛劲不足” 化解奶业魔咒须重塑“生态链”

时隔“三聚氰胺事件”五年，中国奶业再临大考。今夏以来，一场奶业史上最严重的奶源短缺席卷全国，生鲜乳收购价和终端乳制品价格双双创历史新高。

记者调研内蒙古、河北、山东等多个奶源主产区发现，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散户在近两年的加速退出，是促成此次奶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同时，规模化养殖因发展缓慢并不能迅速填补这一缺口，中国奶业的结构转型正经历“阵痛”。分析中国奶业史上这两次重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则会发现，利益平衡机制的长期缺失已成为中国奶业发展亟待破除的魔咒。

散户无奈退出

奶源减少致奶站被迫关门

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斜照进奶站旁边小屋里，奶站老板梁利娥支着胳膊、慵懒地半躺在床上，奶站生意江河日下，她打不起一丝精神。

“前年的时候就不行了，去年是越来越差，今年可以说是彻底不行了，”梁利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以前这个奶站一天能收将近3吨奶，现在一天也就收600多公斤，短缺得很。”

梁利娥的奶站是中国奶都呼和浩特市周边众多奶站中的一个。一叶知秋，这个奶站无声地告诉人们，一场奶业史上最严重的奶源短缺已席卷全国。

乳业高级分析师宋亮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全年所需鲜奶大约4600万吨左右，缺口估计在400万吨以上，“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缺口每年都有，但一直保持在200-300万吨之间，今年可以说是历史上供需缺口最大的一年。”

供需失衡导致生鲜乳收购价格出现强力拉升。据统计，截至11月第2周，全国生鲜乳平均收购价已连涨14个月，创下历史新高的3.96元/公斤，同比上涨18.9%。而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奶源紧缺的背景下，各地掀起一阵“抢奶潮”，个别地方的生鲜乳收购价格甚至高达6元/公斤。

至于今年的生鲜乳到底有多“金贵”，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往福成五丰调研时，公司董秘宋宝贤举了个例子，“以前小牛生下来都要喂三天奶才抱走，现在是一口奶都不喂直接抱走，因为奶太紧缺了，价格也太高了。”

至于此次奶源紧缺的原因，山东省畜牧总站副站长翟桂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包括7、8月份的高温天气使奶牛产奶量大约下降20%，口蹄疫、流行热等疫情的影响，牛肉价格上涨的影响，奶牛产奶周期对牛奶供应量的影响等。可以说，今年的奶源紧缺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在里面。”

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奶业史发现，奶源短缺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中国奶业发展一直不温不火。而1998年到2008年是中国奶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但随着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中国奶业遭受重创，发展速度一下子降至谷底。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坦言，近十几年来，我国奶源增长一直维持在15%以上，但从2008年开始，增长率迅速滑落到2%左右，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的2009年，由于生鲜乳一时无人收购，奶农纷纷卖牛宰牛，当年的奶源增长率一下子降到了-2.74%。此后，国内奶农卖牛“离场”的现象便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两年更是加速退出。

积重难返，散户的陆续离场犹如一根根稻草，终于把中国奶业这头本已气喘吁吁的“瘦牛”压倒。

从总体上看，2008年全国有奶农260多万户，2012年只有不到200万户，2013年奶农的数量估计还要下降10%到20%。

“去年时每天来奶站挤奶的奶牛有一百五六十头，但现在只剩五六十头了。”梁利娥告诉记者。

记者在奶站所在的旭泥板村走访时也证实了梁利娥的说法，已经养了15年奶牛的村民刘忠儿还记得当年“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的民谣，但他饲养的奶牛已从去年的13头降至目前的4头，“都是在去年开春卖的，从那时开始村里就开始大量卖牛了。”

旭泥板村奶牛养殖厂厂长侯丽锁也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去镇里(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开会的时候，据说尚有17000多头奶牛，结果我昨天去开会的时候剩下不到13000头了。”

记者在华北最大的奶牛饲养县河北省行唐县调研时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县奶业协会常务理事郭连喜同时是某家奶牛小区的老板，他告诉记者，“去年时我小区还有700多头牛，但今年只剩500多头了。”该县畜牧局奶协办主任盖连义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与去年相比，今年全县奶牛存栏量整体下降了20%左右。”

此前，奶价停滞不前但饲养成本不断上涨，成为导致奶农加速退出的原因。“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奶价一直没怎么上涨，今年5月份前，山东散户拿到的奶价也一直在3.5元/公斤左右，”翟桂玉告诉记者，“但是，这几年成本却在不断上涨，精饲料方面，此前颗粒料的价格在2200元/吨左右，但现在已经涨到2600-2700元/吨;粗饲料方面，去年时，去穗玉米每斤价格只有三四分钱，而今年已经五六分了，羊草、苜蓿的价格也都在上涨，散户养奶牛已经越来越无利可图。”

可即使眼下养奶牛比以前有利可图，散户补栏积极性依然不高。“现在奶价涨上去了，奶牛的价格也涨上去了，三聚氰胺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一头奶牛才六七千块钱，现在涨到两万了。如果自繁小牛的话周期又太长，虽然10月份之后卖牛的散户少了，但散户退出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盖连义表示。

对梁利娥而言，她的奶站如同建在“流沙上”，面对散户的不断退出，她不得不接受黯然退场的结局，“我在其他村原先也有3家奶站，但前年的时候就赔了十五六万，所以去年干脆都关了，今年仅有的这个奶站也赔得很厉害，所以很快也要关了。”

转型遭遇阵痛

规模化养殖还需完善路径

“把这次散户退出、奶牛存栏量下降造成的奶源短缺说成是‘奶荒’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其奶业发展都经历了奶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的过程。比如说，1944年美国奶牛存栏量在2000万头以上，可现在仅930万头，但牛奶总产量却从4000多万吨上升到了8000多万吨，因为单产提高了。而当下中国散户的退出放到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结构调整的一种必然趋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胜利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胜利所说的“结构调整”主要是指中国奶牛养殖从散户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转型，在他看来，此次奶源短缺也是中国在向规模化养殖转型过程中的一次“阵痛”。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为加强监管、保证奶源质量安全，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大力推动规模化养殖，并逐步形成了奶企自建牧场、规模化牧场、养殖小区三种规模化养殖的形式，“三鹿事件”发生地河北省更是从2008年10月便开始采用政府补贴和提供银行贷款的方式鼓励社会资金兴建奶牛养殖小区。

但是规模化养殖的发展速度不容乐观。政府曾提出要在2011年底实现企业自建牧场占比70%的目标，但至今全国奶牛规模化养殖(200头以上)的比例仅有37%。

“实际上，这次奶源短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控制好散户退出的速度造成的，在散户加速退出的同时，规模化发展没能及时填补散户退出留下的空白。”宋亮表示。

规模化养殖的质量也有待提高。以养殖小区流行的河北省为例，奶业协会秘书长袁运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养殖小区解决了统一挤奶的问题，对提高奶源质量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养殖小区说白了还是‘集中散养’，养殖户自己养殖自己的奶牛，养殖方式依然粗放，分群饲养、统一防疫、统一管理、良种繁育等先进的饲养方式远没有得到推广。”

规模化牧场的发展方式同样堪忧，屡被提及的“万头牧场”概念性强，实际作用却值得商榷。宋亮认为，“中国的奶牛饲养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万头牧场’，应该遵循适度规模化的原则，也就是要实现奶牛养殖与当地自然禀赋的结合，达到奶牛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平衡的规模化。”

“规模化养殖，饲料最基本有60%要来源于当地，如果大规模养殖厂不能跟当地的自然禀赋很好地结合，大规模养殖就会十分不经济。而且大规模养殖场对管理水平要求极高，国内目前大规模养殖场的管理人才十分匮乏。”宋亮表示。

奶业专家王丁棉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发展万头牧场还存在很大的投资风险，包括奶牛病疫情的防治，奶牛场的牛粪牛尿污废水废渣的环境污染，饲料供应的有效保障，项目建设对投资者造成的财务压力，政策因素、市场因素、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影响等。

另外，规模化养殖的主体到底是企业还是农户也成为热议焦点，记者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有学者呼吁，规模化养殖的主体要回归农户，发展家庭牧场。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新西兰、美��，还是欧洲，奶牛养殖都是以家庭牧场为主，而中国除了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外，以农户为主体发展家庭牧场相对于企业也有先天优势，因为农户有自己的土地，也有一定的饲料来源，所以在价格波动时抗风险能力要比企业强。中国的土地政策和环境政策也决定了家庭牧场会成为将来规模化养殖的主流。”内蒙古农牧科学院总畜牧师、奶业协会常务理事金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现实中，家庭牧场也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起来。记者在河北调研时发现，很多家庭牧场正从养殖小区中“孵化”出来，在散户大量退出的同时，大户通过收购散户卖掉的奶牛进一步壮大。行唐县东安乡奶农刘建辉便在去年11月份集中收购了多个散户卖掉的50多头牛，目前养殖规模已达120多头，而刘建辉所在的小区养殖户通过“兼并”，现在已经全部发展为大户，小户已不见踪影。

养殖小区的老板则是另一只正在崛起的力量。郭连喜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养殖小区里的散户正在加速退出，小区老板却是‘不进则退’，只能通过买牛来填补闲置的牛舍，否则只能亏本。比如我从2011年开始已经买了200多头牛，光是今年就买了七八十头，下一步还要继续买牛。”

另外，通过规模化实现管理水平和养殖效益的提高，也是小区老板逐步向家庭牧场发展的一大动力。郭连喜指出，“规模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养殖小区的升级改造同样重要，比如要推行TMR这种先进的养殖方式就要首先对牛进行分群，对不同种群的牛提供不同的饲料，所以如果散户太多的话就很难推行这套管理模式，今年我的小区里之所以流失了这么多散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的小区里推行了这种养殖方式。”

但是家庭牧场在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资金、技术、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实际困难。

定价机制畸形

弱势奶农亟盼利益平衡

“中国奶业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和今年的奶源短缺事件，虽然一个是质量问题，一个是产量问题，但两者共同的和深层次的原因都是奶企与奶农利益平衡机制的问题。”宋亮表示。

在旭泥板村，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相隔几十米的地方存在着梁利娥的奶站和另一家奶站，分别给国内的两大奶企供应鲜奶。但奇怪的是，在奶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两家短兵相接的奶站却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实际上，两家奶站，或者说背后的两家企业之间在奶源上并不存在竞争。”侯丽锁告诉记者。

而两家奶站和两家企业相安无事的结果是，旭泥板村的原奶收购价被死死地摁在了地板上——仅有3元/公斤，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成了中国奶企与奶农关系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只有牛奶是由企业单方面定价的，”李胜利指出，“因为奶农每天都要挤奶，挤出来的奶又必须当天卖给企业，奶农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

除压价外，压级也是奶企打压价格的手段。行唐县奶业协会会长卢文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三聚氰胺事件刚发生那会儿，企业都是明码标价，蛋白质含量多少、脂肪含量多少都在电脑上有显示，优质优价，可现在企业就给你一个总价，你自己去算吧，根本不透明。而且现在都是企业自己检测，含量多少企业自己说了算，很不规范。以前的时候，小区好做点，奶农积极性也高，大家互惠互利，但现在优质不优价，陷入了恶性循环。”

李胜利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的奶源短缺问题可以说是企业自己掐断了自己的奶源。”

而当下的中国奶业更是形成了奶企、养殖小区、奶站、奶农多方博弈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各方拿到的奶价也分为三六九等，其中规模化牧场拿到的奶价最高，养殖小区和奶站次之，奶农则最低。在有些地方，奶农和规模化牧场拿到的奶价甚至相差一倍，很多养殖小区和奶站也能赚取多达一块钱的差价，食物链最底层的奶农如同任由宰割的羔羊。

奶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无不将其归结为质量差异所致。但李胜利指出，“从乳蛋白含量上来讲，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即使卫生指标、体细胞数上稍有差距，也不能说他们的奶质量不行。规模化牧场的收购价之所以那么高，很大程度上是抢出来的结果，显然是虚高了，而奶农拿到的收购价又太低了，并不能反映牛奶的真实价值。”

袁运生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尽快建立起奶企和奶农的利益平衡机制，比如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价格协调机制，由乳品企业、奶农代表及相关专家通过价格协调的方式确定生鲜乳收购最低价格、最高价格以及奶农结算价格;二是建立参股机制，采取乳企自建奶源基地，奶牛养殖企业自建乳品加工厂，二者相互参股、控股。”

但是长期以来，利益平衡机制的建立始终“知易行难”。早在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便发文提出成立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建立合理的生鲜乳价格形成机制，但时至今日这一机制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奶农参股更多的时候也只是“看上去很美”，由于散户的奶牛大多质量偏低，实际上很难达到企业的入股条件。

不过两种机制也有不少成功的实践，比如上海市的价格协调机制便取得了不错效果，记者在内蒙古调研时，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兆林告诉记者，在公司主导发展下，奶农以现有奶牛按入股分红、保本分红、固定回报、合作生产的“奶联社”至今运行良好。

除以上措施外，要建立奶企和奶农的利益平衡机制，根本上还是要提高奶农的市场地位，以此增强奶农的谈判力量。

奶源缺口将长存

上市奶企调整结构寻出路

愈演愈烈的奶源短缺至今仍没有止息的迹象。宋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眼下的奶源短缺问题要到明年二季度才有望缓解，“一方面，伊利、蒙牛等奶企2012年兴建的牧场2014年有望陆续投产，另一方面，明年奶粉的进口价格有望下调，进口量也会随之增长，对国内的奶源短缺将起到很好的缓解。”

但是宋亮同时指出，奶源短缺要基本解决还要到2015年，国内的奶源缺口仍将长期存在，“规模化养殖还需要十年的时间才有望发展起来，到那时也才有望达到国内奶源供求的平衡。”

奶源短缺也对A股奶业上市公司造成了不小困扰。

从三家以液态奶为主的上市公司的三季报来看，伊利乳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虽然分别达11.13%和84.12%，但这份略低于市场预期的三季报还是令其10月31日的股价开盘便“一”字跌停，蒸发近百亿市值。而这一令市场失落的业绩也主要是受了短期成本快速上升导致的三季度毛利率下降的影响，第三季度，伊利毛利率为26.19%，同比下降3.7%，环比下降3.24%。

光明乳业第三季度的毛利率显然也跟伊利股份一样受到了奶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比下降0.81%。三元股份则是持续亏损，同时预计全年净利润可能出现较大亏损，此次奶源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拖累了其三季度业绩。

面对这一不利局面，各大奶企纷纷加强应对。招商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王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各大企业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调高终端乳制品价格，二是调整产品结构。”

早在8月份，伊利、蒙牛便纷纷提高部分产品价格。随着奶源紧张愈演愈烈，乳制品价格此后又经历轮番上涨。进入12月，三元、光明等众多品牌的乳制品又开始纷纷调价，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8月份以来,全国塑袋装纯牛奶价格呈现较为明显的上涨走势。与8月1日相比,11月29日,塑袋装纯牛奶均价上涨9.3%。

“经过这几轮涨价，乳制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已经可以覆盖生鲜乳上涨的成本，而且这一价格也已经被市场接受，各大奶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压力也得到了相应缓解。”王晗表示。

同时，调整产品结构成为各大奶企应对奶源短缺的一大利器。“在奶源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会多生产一些乳酸菌饮料等产品，以此减少对生鲜乳的依赖，”宋亮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由于产品结构不同，奶源短缺对各大奶企的影响不尽相同，比如相较于伊利跟光明，三元产品中的生鲜乳比重更大一些，受此次奶源短缺的冲击也会更大一些，而且它的产品线要相对更短，所以调整空间也更小。”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此次生鲜乳价格的大幅上涨，中国液态奶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国外品牌的液态奶趁机加速进入中国。

至于液态奶进口会不会重演中国奶粉进口的一幕，王丁棉表示，“短期来看不会，因为进口液态奶品牌主要走高端路线，价格很高，只会占据一部分市场。它相对于伊利、蒙牛等品牌并没有什么优势。”

但李胜利也指出，“虽然现在进口液态奶的基数还很小，但它的发展势头是值得注意的，而随着进口液态奶的大幅度增长，将来肯定会对中国的奶业造成冲击。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提高奶牛的单产，降低生产成本，最终提高中国奶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