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原本也是个高收益行当
以2010年河北保龙仓委身家乐福为分水岭，中国零售业的并购似乎进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均以被收购者退出零售行当而告终。保龙仓如此，随后的江西洪客隆亦如此。
原因何在？日前洪客隆一内部人士的话或许可做个注解。“2004年起该集团涉足房地产业以来，房地产业的利润对集团的贡献超过了一半，且发展速度、规模比零售业更快，出售零售板块是出于集中管理和运营精力的考虑。”
包括最近准备以合作方式体面退出中国市场的TESCO，尽管原因很多，但联想到这时间节点恰好在其2年前在中国市场野心勃勃推出的大商业地产战略搁浅之际，所以难免让人猜测当初的大商业地产战略事实上也是TESCO在中国的转型之举。
还有香港首富李嘉诚的资产腾挪术，尽管各种谣言不断，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旗下的百佳超市正在待价而沽。退出零售行业似乎也成了这位首富投资增值战略的一个首选。
承担着扩内需重任的零售行业到底怎么了？长此以往，中国的零售业又将何去何从？日前，《中国商界》记者就此专门走访了中国著名零售业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平。
祸根：“毛利率封顶”模式
《中国商界》：当下，零售主业转型或者干脆“逃离”零售业似乎成了中小企业的一种风尚。您对此怎么看？
陈立平：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还是与当下大的经济环境有关。进入2012年后，由于各项刺激消费政策的结束与经济增速放缓产生的叠加效果，使前半期全国零售业增速明显放缓。而12月中央提出的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2013年4月“六项禁令”的出台，使近年来过度依靠公款消费的大型百货店及超市的销售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零售业继2012年增速大幅放缓之后，2013年上半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暖的迹象继续呈现颓势。据中华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上半年累计增长10.7%，增速同比放缓0.3个百分点。
重要的是，中国零售业增长的放缓已持续了将近20个月。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未来3年实体零售业的发展恐怕将面临更严重的困难。与中国经济调整结构同步，中国零售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在新的零售革命面前，未来3-5年零售全行业的变革将对未来10-15年中国零售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商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
陈立平：从表面上看，主要是销售下滑与成本递增相互叠加的结果。2012年以来，在全国零售业销售、毛利和来店客数大幅下降的同时，实体零售业的经营成本则呈现大幅上涨的趋势，其中零售企业的租赁成本、人力成本和融资成本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特别是2012年年中之后掀起的新的一轮的房地产暴涨，使一些过度依赖租赁物业的零售企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当经营成本增速开始快速超过销售和毛利的增速时，零售企业要不选择退出关店，要不就要忍受亏损的压力。
实体零售业增长的放缓暴露出我国百货店、超市的经营方式在经历十几年高速增长之后面临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以目前中央强力推出的严禁公款消费的各项禁令为例。自去年12月中央推出“八项规定”以来，北京百货店毛利贡献大的奢饰品的销售开始大幅走低。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百货店的销售额的40%来自于各种预付卡的贡献，而这种高度依靠预付卡的经营模式在在新的一轮反腐败和整治公款消费的运动中开始面临困境。
不过，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目前实体零售业普遍面临的经营成本大幅上涨的问题，如果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的日本百货店和超市经营成本的大幅飙升相比，我们此次的租赁成本、人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并不算什么。不同的是，日本企业在无法控制外部环境的变化时，选择了以扩大毛利率为核心的经营创新。
因此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零售企业开始通过整合全球供应链以降低成本，通过利润中心向供应链上游的转移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国内零售企业仍处在艰难的抉择期。
《中国商界》：其实，很多原本靠零售起家的企业最后之所以选择抛弃零售业务，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做零售太辛苦，利润太单薄。抛开您刚阐述的这些外部因素外，与零售企业当下自身的因素有没有关系。
陈立平：这是必然的。目前不管是百货店的“联营制”，还是超市的“前台毛利+后台毛利”的盈利模式，其共同的弱点就是“毛利率封顶”。如果一种商业模式的利润来源只是依赖供应商的费用和销售提成的话，那么其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近年来实体零售业经营成本大幅飙升和销售持续下滑的情况下，零售企业在“食利型盈利模式”下的毛利率又封顶，企业净利润大幅下滑也在情理当中，乃至使经营陷入困境。
探究：零售业也可高收益
《中国商界》：这是不是意味着零售业原本就是个低利润、低收益的行当？
陈立平：显然不是。这个从当前全球各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首富就能看出来，大部分都是来自零售行业，或者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如果零售行业真是个彻彻底底的低收益行当，这些首富是很难聚集这么多的财富的。
事实上，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和收效来看，零售业不仅不是一个低收益行业，相反还是个高收益行业。只是欧美奉行的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模式，而日本实行的则是“高成本、高收益”的模式。相同的是都是“高收益”。沃尔玛当初500万进入中国市场，现在却撬动500亿的销售，日本伊藤洋华堂成都春熙店一年就有19个亿的销售额。
欧美之所以低成本模式也能获得高收益，主要在于其品牌和资本优势，以及高超的商品经营技术，属于典型的资本撬动型；日本之所以高收益必须得靠高成本来开道，则主要在其无微不至的高附加值的服务。比如说店面环境的打造、细节的服务等等，这都是需要付出高成本代价。但是，日本零售企业稳扎稳打，可以扩张不快，但做一个绝对盈利一个。而且日本本地的文化元素非常丰富，属于典型的文化驱动型的。
也正因为此，欧美国家的零售企业，包括沃尔玛、家乐福等，其实就是一个流水线生产工厂，你放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很难有属地型的标识和认同感；而日本企业则非常鲜明，无论店铺开到哪，你都能一眼辨别出这是日本的企业。但不管怎样，两者的零售业都是非常值得长久投资、且回报相当丰厚的行当。
革命：人口结构变化推动
《中国商界》：如此看来，我们一直对于零售业都有一种误解。而要消除这种误会，又绝非一两句“布道”就能解决得了的。必须得来次真正的“革命”——零售业的自我革命？
陈立平：这是必须的。也唯有如此，中国的零售业才会有未来。
中国零售革命的直接推动力是消费者购买意识和购买行为的变化。1995年当欧洲和美国的大卖场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其新颖的“一站式购齐”的销售方式立即受到中国40后、50后消费者的支持和追捧，推动了大卖场在此之后的发展辉煌。但是2010年之后，内外资大卖场业态开始在一线大城市开始出现疲态，其顾客的老龄化导致大卖场经营不断恶化。可以说今天大卖场颓势形成的根本原因是顾客的老龄化和新生代消费者的离弃，而经营成本的上升只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有史以来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消费行为最为深刻的变化时期，这些变化将对中国零售业未来10年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到2035年中国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人超过60岁，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近年中国0-14岁的青少年人口急速减少。老龄化与少子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严重问题。
另外，近年来小家庭化和家庭的空巢化在城乡日趋严重，据统计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已超过全部家庭总数的20%，独生子女数量已达8000万以上。与此同时全国空巢家庭急剧增加，据民政部统计全国空巢家庭已超过50%，在一些大城市甚至接近70%。
除此之外，随着80后、90后独生子女为代表的新消费阶层的崛起，如何应对这一阶层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将成为决定零售业生死存亡的关键。目前80后已大多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将成为百货店、超市的主要顾客群体。
中国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女孩子这样享受最好的教育、社会地位，由女孩子领导的消费时代将改变中国未来的零售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商界》：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零售业未来又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陈立平：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和购买行为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未来数年中国的零售业版图势必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首先，日本的经验表明，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中，24小时便利店将进化成为一种全能零售业态并得到迅速发展。便利店将不仅为年轻人、老年人提供与家庭生活接轨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还会演化为电商的终端，成为社区不可缺少的零售业态。
其次，在大卖场逐渐衰老之中，以深加工食品为主的，300平米的小型食品超市将围绕地铁车站周边迅速发展。近年在老龄化少子化严重的发达国家，小型零售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家乐福在法国开设了大量的1000平米的微型大卖场；伊藤洋华堂在日本开设800平米的综合超市；优衣库和无印良品在车站开设大量20平米的商店；三越伊势丹探索300-500平米以食品和杂货为主的小型店铺等等。
第三，以生活体验为主的专卖店、餐饮店和药妆店将受到新一代消费者的欢迎。其中餐饮业的经营创新加快，餐饮业将向小型化、概念化、体验化方向发展，年轻人中饮食的西洋化趋势将改变中国的超市主食厨房和食品工业。
第四，以各种折扣店为代表的低价格零售业将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2005年以来，在人民币不断对美元升值的背景下，百货店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并且这种趋势开始向超市蔓延。面对不断扩大的国内外价格差，消费者的低价格倾向日趋明显，国外购物和国内网购成为消费者自卫的主要手段。近年作为“价格破坏者”的网上商城，以及市场型商业的蓬勃发展代表了消费者对百货店和超市价格虚高的强烈不满，也昭示出低价格零售业在国内的发展前景。
未来：全供应链竞争时代
《中国商界》：中国零售业真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时代。但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立平：回顾近百年来世界零售业发展历程，一个基本规律是：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的洗礼，都会有力地促进零售业的经营创新。1929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直接诱发和促进了超级市场和连锁化的发展；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经济危机直接促进了以沃尔玛为代表的折扣店的蓬勃兴起，而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所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促进了优衣库、大创百元店、青山洋服等标榜“价格破坏”的“零售制造业”的大发展。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倒退、失业率高企、消费衰退，使低价格零售业在欧美和日本进一步蓬勃发展。
实际上，近10年“中国制造”的兴起直接促进了发达国家零售业将盈利中心由终端向供应链上游的转移并驱动了低价格零售业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世界零售业正是以中国为核心通过对全球制造-批发-零售的组织一体化、信息共享和成本的系统优化为本国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制造”在推动世界零售业经营创新和业态创新的同时，并没有带动中国零售业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也并没有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发起于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零售革命，其实更像是一种业态革命。其原因在于，当时由于我们与世界零售业隔绝太久乃至于把家乐福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扩张术当作经营至宝加以模仿，超市以“入场费”为主的盈利模式和百货店以“保底倒扣”为主的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其结果，中国零售业的盈利中心全部仰赖于对顾客营销，价格战层出不穷，而且不断推升国内价格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价格差。十几年之后，当我们意识到这种盈利模式的脆弱性和风险性的时候，我们已为此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中国零售业全供应链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经营创新的核心是在于能否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和低价格的商品。为此，要加快中国零售业的转型的步伐，在扩大自采的同时加快自有品牌开发，要加快供应链中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联盟关系，摒弃长期形成的在交易条件上的成本相互转嫁，通过信息共享和成本优化提升服务消费者的效率。
当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消费行为重大转型的环境下，中国零售业要承担起第二次零售革命的重任，将盈利中心从现有的营销顾客向整合供应链方向转移，通过流通的组织一体化和协作让利并服务于消费者，提升老龄化时代中国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并逐渐有能力在零售国际化中参与世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