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中国到城镇中国

上世纪90年代初，一部反映内陆地区青年到广东打工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轰动全国。20年来，这些“外来妹”们的真实故事仍在不断地重复上演，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

事实上，我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很多城市都面临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目前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可以想象，在未来大力发展城镇化的背景之下，这一数字将继续飞速增长。这些打工者的生存状态也将深度影响着城市的未来。

他们为什么离开家乡

张彤禾是典型的美国移民，她的父母都在中国长大，后来她本人也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并关注起这些打工妹的生活和命运。为了写《打工女孩》这本书，她辞去了工作，用三年时间扎根东莞，与打工妹们交朋友，希望用最真实的态度记录她们在当下的生存状况。

“出去”，农民工往往会用这个最简单的词汇定义他们离家的理由。“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打工者的故事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

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追求一条更好的生活道路，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向往，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选择留在城市，因为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这就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开始。

《外来妹》中的大姐，后来决定回家乡与从小青梅竹马的恋人结婚。回家以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能适应这里封闭、保守的思想环境了。于是在电视剧的结尾，她带着老家的另一帮姐妹，重新踏上了进城打工的路。

这种冲突与反差在今天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作者跟随书中的女主角敏一起过年回家，目睹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未变的风俗。敏的家乡是湖北农村，她姐姐过年即将带男朋友回家。村里人见了就问：“小伙子是哪里的？”一听说是“湖南”，谈话就立刻戛然而止了。当地人认为女儿跨省远嫁，父母将老无所依，但是又不便明说，就只有沉默。

在农村人的生活中，电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当地人生活的焦点。敏的姐姐因为男朋友跟母亲吵架，她父亲一言不发，一直在看电视。这一幕是多少农村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

而打工者因为揣着钱和礼物回到农村老家，因而可以享有较高的权威。他们展示新手机和新衣服，比较各自的工作条件，他们是活跃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他们的父母因为穷而失去了话语权，只能唠叨孩子的收入和逼婚。

在张彤禾的体验中，村庄里最难过的是全都是集体生活，没有人有独处的时间。没人知道这种传统有什么意义，但大家都依然照着做。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打工者刚一进城觉得很孤独，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珍视在城市里获得的自由，直到有一天再也离不开它。就像书中一位工厂女孩说的那样：“老家是挺好的，但不能呆很长时间。”城市打工者无论成功与失败，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返回他们的故乡。他们有的回家结婚，然后夫妻重新回到城市里。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石，把农村的精英们吸走，只剩下老弱病残，维持着奄奄一息的农业。这是当下中国无数个村庄里的真实写照。

在哪里疗伤

在很多城市人的眼里，打工者代表的是粗鲁、贫穷、没有文化、不讲卫生。在地铁里或公交车上，那些获得了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看到扛着大包小包的外来人员往往会露出厌恶的神情。在这种环境之下，打工者的生存地位可想而知。而对这些打工者而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让自己在这座看起来并不友好的城市中生存下去，然后再尽可能地挣更多的钱。

书中的敏在一家电器厂找到工作时刚满16岁，她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一周只有半天休息时间，每月的工资400到800元，而且经常被拖欠。工作期间禁止聊天，上厕所要排队、还要签名。而生病、受伤或者怀孕对这些女孩们而言就是噩梦。这里的工人，就像一个巨大流水线上的一部部机器，机械而麻木地重复着自己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生活，因为留宿朋友、请假都要被罚款。富士康发生的那几起自杀事件，也许可以视作工人们最本能的一种反抗。

更让张彤禾感到茫然的是，“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里，从别人的视线里消失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工人们为了手机省点花费，不停地换套餐、换号码，把与人之间的关系掐断。张彤禾一直追踪报道的两名工厂女孩后来就突然失去了音信，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

即使是这样，这些打工者们也从没想过要回去，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早已不属于家乡那个地方了。和早期的外来务工者不同，这些打工女孩们已经不会把所有挣来的钱都寄回家里，而是留一部分用于自我发展。敏就不甘心于永远做个在流水线前不停运转的机器，她辗转于各大工厂，凭借乐天的性格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最终成功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

婚姻是令很多打工女孩必须要面对的头痛的问题。家里人往往希望她们在赚了足够的钱后回家，在临近的村庄找一个男孩结婚生子。但见识了大城市繁华的打工女孩们很难瞧得上那些村里的农夫，更多的人选择了和同样在城里打工的男青年恋爱。她们也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摆脱这种颠沛流离的命运，但大多数人都无力解决孩子在这个城市的入学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还是只能让孩子回到老家成长。

谁的城市

在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成为各个城市建设的主力大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生产力的逐渐短缺，很多建筑工人凭着双手和汗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一些城市的“熟练工”甚至月薪破万，达到了“普通白领”的水平。不过，外来务工人员并未因此获得在城市中的尊重，城市也从来不是他们的家园，中国近年来大力建造的社会保障房中没有这些打工者的位置。

去年年初，民政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会生活的“路线图”。但相关学者认为，该《意见》如何实行，并不乐观，因为在一个固定社区，实际上还是以当地常住户籍居民为主，农民工很难在社区中取得话语权。也有评论指出，当下困扰亿万进城农民工最迫切的问题，一个是子女教育，另一个是社会保障，对于这两个问题，仅靠城市社区服务的延伸很难办到，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的切实努力。

而“十二五”规划中把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由单纯的“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向之后，这些外来打工者的生存走向是否会发生转变，也将是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客观上形成了城市居民、农民和农民工的“三元结构”，按照相关部门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如果加上目前1.59亿在城市工作却并未真正融入城镇、享受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的农民工，意味着到那时，从农村需要转移的人口将达3亿左右。这对整个城市格局将是巨大的挑战。

相关专家指出，过去30年依靠农村廉价的劳动力、粗放利用土地资源的发展模式、城乡间非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下的低成本城镇化已经难以持续。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认为，多数城市以土地财政、金融债券融资建设城市的模式，降低城市的支出和公共服务成本也造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设上追求豪华视觉城市，不容忍贫民窟，接受外来人口只限定在高学历人才。“如果所有的城市都排斥传统的低端手工业者，他们应该在哪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