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大城市居民对未来信心不如小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近日发布中国发展指数(2012)，根据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统计数据，从客观上“打分”，总体排在前三名的是三个大城市。
为了记录民众的主观感受，该指数课题组还开展了一项“中国发展信心调查”。结果显示，来自大城市的民众信心最低，而来自中度发展区的人们，对中国发展的信心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民众。
该课题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彭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发展指数自2006年起，每年发布一次，至今已是第七次发布。主要以各地前一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和排序，以求全面反映地区间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状况及差异。今年，该课题组首次进行“中国发展信心调查”，将人们对发展现状的主观感受纳入进来，“用19项指标，来衡量人们的满意度和幸福程度。”
中国发展指数由四个分指数构成：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环境。从客观上看，总体发展指数最高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天津。健康指数位列前三的是上海、北京、辽宁；教育指数位列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天津；生活水平指数位列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天津；社会环境指数位列前三的是海南、江苏、山东。
七年来的指数清晰反映了中国发展的区域差异，而且，这些差距一直在拉大。其中，生活水平指数的区域差异较高，且逐年扩大，这是导致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变大的主要原因。社会环境指数的区域差异最小，且多年来保持稳定。健康分指数和教育分指数今年呈现下降势头。
今年首次开展的信心调查，从民众的感受出发，给这一指数的解读提供了与以前不同的角度。
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对中国发展前景比较有信心和非常有信心，其中对中国发展非常有信心的人占45%，比较没信心和非常没信心的人占15%。
结合受访者的背景，从年龄上看，23～40岁人群整体信心偏低，其中尤以31～40岁人群信心最低，61岁以上的人群信心最高；从学历上看，大专及本科学历者信心最低，大专以下和硕士及以上相对信心较高；从职业分布上看，学生的信心最高，在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就业者次之，最低的是在企业工作的人员；低收入者对发展的信心强于高收入者，农村高于城镇。
总的来说，尽管特大都市区客观得分高，但当地的民众信心最低，而来自中度发展区的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信心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民众。
从发展信心调查的四个分指数看，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更具体。
对健康方面持非常满意和较为满意态度的受访者占43%，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对健康方面整体信心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特大都市区居民对于身体健康、看病便利度、医疗保障、医疗改革的满意度，普遍低于其他地区。
报告指出，大城市虽然拥有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设备“硬件”和人才“软件”上都高于中小城市，但“看病难”的问题反而更严重，外地居民大量涌入一线城市，挤占当地居民有限的卫生资源，造成供给不足，降低满意度。
受访者对教育的信心比对健康更低。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教育整体非常有信心及较有信心的受访者仅占17.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教育持比较没信心或非常没信心的态度。彭非说，受访者对所在地的学校教育满意度较低，认为学校教育对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作用一般，并普遍认为教育费用过高。
在这项指标上，大城市居民对教育效果、教育投入、教育作用、教育改革的满意度都不高，整体信心普遍低于其他区域。
调查还发现，72.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比较大，71%的受访者认为人与人之间信任相对过去不但没有改善，还略有下降。
在这个指标中，大都市区的居民对贫富差距感受最强烈，对于社会环境的评分最低，对于社会信任的评分也较低。严重影响了他们对整个社会环境发展的信心。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被视为中国城市化的里程碑。“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选择题，不仅放在人们面前，也是将要依靠城市化动力奔向现代化的中国，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过去的城市化路径上，中国曾奋力奔跑，数亿人用脚投票，涌进大城市。按照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北京每3个人中就有1人来自外地。
有人曾把中国的城市化视为本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当中国有一半的人在向另一半人居住的地方进发，不同等级、不同公共服务水平、不同地域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群体都将迎面赶上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事”。改革就将在种种利益博弈中艰难前行。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领域的协同跟进发展更加必要和迫切。”彭非认为，十八大提出要城镇化，而非一味的“城市化”，这体现了国家对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上，考虑的问题更全面。这份调查显示出的中国种种现实问题，都可追踪数年观察，以此记录改革中的发展进程。 作者：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