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索尼松下三洋等背后的日本商社财团
实际上，像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以及其财团体制才是日本经济的脊梁。
三井物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商社。1993年，三井物产排名世界500强第一。2003年以后，三井物产将能源部门等重要产业机构独立核算，并且在全球设立独立法人公司，使得自己在500强排名中的位置迅速下降，其真正的实力和活动被隐藏起来，不为外界所注目。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母体已经培育出众多世界级的企业，三井财团体系内500强企业更是一大堆。
三井物产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似乎是个全球性的谜。
近年，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一些大型中资企业成为这些财团的跳板与“敲门砖”。
一位在日本三井财团工作12年的中国人——白益民，去年推出了一本财经书《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了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的秘密。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的理事，组建了“财团经济研究室”，致力于推动中国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建立。
“到了该研究日本的时候了！”白益民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2006年他创建了“超级主义者”网站，率先提出了东方经济学的理念，并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并不适合美国模式。
他说，中国大学经济系使用的教科书几乎清一色由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中国企业家也多热衷于美式的MBA，不关注日本和韩国被称为综合商社的企业组织。实际上，日本财团注重的团队合作，共渡危机，结成命运共同体，这些模式更多的传承了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
白益民相信：在未来的新甲子，将会诞生中国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他已经从中信集团和中国招商局等中国企业身上看到了综合商社的潜质。
经济观察报：日本综合商社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白益民：比如三井物产具备两个关键职能：一是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国际贸易；二是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人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产业投资。
首先，依托财团已有的企业,对其产业链上下游外围企业进行投资,目的是打通产业链，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取得产品的贸易代理权。这与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的定位有极大的关系。
其次，因为要做产业整合者，三井物产是否投资某个项目的主要考虑因素不是追求利润第一，而是追求长远的产业发展空间。
最后，与财团所属企业共同投资，但三井物产本身并不做大股东。三井物产在被投资企业所占的股份一般在5%～10%，三井物产也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综合商社作为一种经营组织形式，有几个基本特征：经营商品的综合性，业务范围涉及很多产业；经济的规模性，建立独立的物流体系，发展规模经济；贸易活动的广泛性，包括进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转口贸易等；活动范围的全球性；职能多重性，具有信息功能、资源开发功能、贸易功能、金融功能、协调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等。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形态产生于日本？
白益民：从日本企业的立场看：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形成了日本人天然的危机意识。加入以商社为核心的财团有利于企业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在经营上财团内部所属企业之间可以相互扶持。特别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抱团求生有利于企业保留人才和技术，等待宏观经济回暖后，发挥规模优势，迅速捕捉商机，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
显然，日本财团是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商业组织形式，这与日本文化中的共生共荣思想的影响有极大关系。此外，日本自古就有以商兴国的传统，特别在二战之后，贸易立国甚至成为日本的国策，杰出的商人在日本被誉为 “商魂”、“国宝”。长此以往，商社以及其财团所属企业就成为了日本经济的基石。
经济观察报：根据你的研究，日本商社模式其实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浙商和徽商，那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综合商社和财团？
白益民：首先，综合商社肯定生存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而中国搞市场经济才30年，真正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只有十几年，所以中国市场经济环境还没有充分的土壤让商社生存。虽然中国有垄断的国营企业，表面看也是一个大的贸易公司，但跟商社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很多还是脱离市场的。其次，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来培养综合商社。日本的综合商社当初起来是有国家的意志在里面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发生过 “黑船事件”，美国4艘战舰驶入日本江户湾，用武力威胁日本幕府终止“闭关锁国”的政策。从那以后，受刺激的日本坚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西方对抗。这时候，像三井这样的商社发展起来了。三井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已经进行了200多年的商业活动，在日本国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体系，有自己的钱庄，有商业网络。明治维新时，三井部分继承了自己几百年的商业体系，把源自中国传统的商业模式进行改造。
经济观察报：复星系、华润系等中国企业有综合商社的潜质？
白益民：招商局集团和中信集团等是中国仅有的几个具备财团雏形的企业集团。中信从银行到证券、从资源到能源、从IT到航空，业务几乎无所不包。2009年，中信以营业收入1545亿元排名中国企业500强第29位。中信经营这些看起来不太相关的行业，却逐渐通过产业链整合形成合力，做产业组织者似乎是中信的最终目的。在中信集团中金融业务占到了47.93%（2008年）。中信集团依靠强大的金融实力，积极进行产业整合，力图打造中国的财团。
30年前，招商局集团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并创下多项全国第一和举世皆惊的“蛇口模式”。时至今日，在整个商业领域，流通如同骨架，金融如同血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集团正是通过搭建“骨架”和提供“血液”掌握着中国商业的命脉。现在，招商局集团在海运、物流运输和交通基建领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以招商银行为基础，招商局集团逐渐延伸金融领域的产业链，向证券、保险和保险经纪、基金和基金管理等领域发展，初步形成了集多种金融行业、具招商局自身特色、门类齐全、层次分明的金融集团。
经济观察报：中国有没有希望发展成财团模式？
白益民：像招商局集团和中信集团还不具备综合商社的产业组织能力，也没有可能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而是单纯的做贸易。综合商社是围绕着“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的，他们的目的是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中信集团总部虽然可以控制各个子公司并通过派遣高管直接参与子公司的经营，但产业协调能力和产业培育的能力还不足。中国的金融政策并不允许银行投资制造业企业，因此中信银行及中信集团的其他金融企业只能对企业进行融资支持及相关的服务支持，并不能更深入的进入产业。中信重工等制造业企业虽然在各个领域已经拥有很强的实力，但是垂直整合模式才刚刚建立，核心竞争力还没有形成。
因此，形成中国的综合商社，要走的路还很长。韩国在学习日本财团机制后，诞生了三星、LG、现代、SK等韩国财团。中国四通等企业模仿日本财团体制却没有成功。中国曾经有过德隆系，也企图建立综合商社和财团的模式，但也失败了。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或者说资本市场还不能诞生综合商社的模式。从现实看，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确实限制了综合商社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中国企业家普遍接受的是欧美教材的MBA，在企业运作上一般模仿西方企业的模式，而很少关注到日本企业的模式。中国企业发展更适合欧美模式？
白益民：这十年来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把金融和产业剥离，美国模式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很难形成商社，我们的经济模式完全按照美国来做的话，现在的银监会、证监会和国资委是分离的，但是在日本财团的体制下，这个财团里面既有制造业，也有商社，专门做物流，还有金融企业形成一个财团，实际上是一个“商帮”的形态。
按照美国的经济理论的话，企业都是要向专业化发展，而不能到处投资多元化。实际上，日本的财团是形成多元化的体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做不成多元化？他的体制没有理顺，并不是说一个企业什么都做就是多元化。多元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商帮，大家在产业链上做不同的事，联系在一起，这是多元化，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任务，而是���群企业作用的结果。这个启示或许就是，亚洲新兴国家是否该有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模式来创造利润，这种模式有强大的财力支撑，有信息通畅的商社作为先锋，有优秀的制造企业攻城略地。
经济观察报：日本财团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日本企业文化中“和”的观念。它强调互助、团结、合作、忍让。但中国企业往往“打价格战”，互相拆台，独占山头，恶性竞争。两国文化禀赋不同，企业文化有差异？
白益民：其实日本的财团可以说跟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徽商、晋商，在历史上都跟日本之间有贸易往来，甚至人员往来。我们知道徽商在明朝以后主要做内贸，因为在明朝的中后期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禁海的，在这之前推到宋朝，浙商和徽商的体系是一起在做国际贸易。在宋朝的时候温州地区，包括浙江，是世界最发达的商业地区，占了整个全球产值的60%以上。那时候浙商和日本的三井起源地区晋江国有很密切的来往，几乎他们的关系如同一家人一样，甚至我们听说温州话跟日语的发言有点接近。所以我们看温州的企业、浙江企业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可以看到日本财团的影子，或者反过来说，日本财团的行为方式里面会看到中国浙商、徽商的影子在里面。
人口众多、资源紧张、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与日本非常相似，这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现实基础。
经济观察报：那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是不是有适合财团生长的土壤？
白益民：日本从来都是讲究“和”文化，这种文化基础是源自中国的。像儒家、道家的“和思想”保持了汉家王朝400年的基业。这种文化基础中国一直都有，包括现在的和谐思想也是。做小企业做的是产品，做中型企业做的是市场，做大企业做的是人才，而做超级企业就是大财团，做的是文化和哲学，这是不可否认的。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财团模式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白益民：是。因为到了海外以后，你是一个财团，你可以有很多情报资源、人脉关系来共享，而现在是一家一家企业杀向海外，成本很高，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