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连勃勃大王解读图书市场的历史热

问：这两年关于中国历史类的图书层出不穷，在市场上非常走俏，您觉得读者欢迎此类图书的原因是什么？您怎么看所谓“正说”与“戏说”？您的作品是正说还是戏说？抑或介于两者之间？您自己的作品如何跟其他历史类读物区别开来？毕竟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历史写作也只是带有玩票性质，这样是否会使自己的写作流于肤浅，或者不忠于历史，而误导了大众？

    赫连勃勃大王：中国图书市场的历史热，我觉得仅仅是个开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国经济的腾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民族的历史，关注兴盛衰亡的历史。而我们的教科书所教，相对来讲比较呆板和粗疏，有些内容由于断章取义，与真实的历史甚至大相径庭。所以，大家更对真实的历史有如饥似渴之感。“正说”和“戏说”都矫枉过正，前者太一本正经，后者过于瞎编滥造。青年一代的历史观，许多都停留在电视剧“戏说”的影响上，根本不知道我们民族真正的历史。举个例子，现在，只要到了春节前后，各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和嘉宾，纷纷穿上“唐装”，其实那是“满装”。多尔衮之流的刽子手杀人无数的“剃发易服”所未能达到的效果，现在我们自己反而“主动”迎合，一夕而成。当然，可以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服装的流行现象，其实根子里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问题。试想，如果一个扬州人扬扬自得地在大节庆的日子穿上结襻立领的准满服招摇，“扬州十日”的历史悲剧还有什么意义！

    现在坊间流行的历史类读物，很多利用二手甚至三四手资料贩卖理念(尤其那些动辄以危言耸听的大概念吸引眼球的“经世之作”)作品，都经受不住考验。比如，有的网上写手写明史，不过是一手拿本吴晗的《朱元璋传》或者现成的《朱棣传》、《嘉靖传》，一手拿着一本《北京俏皮话》，在根本不读任何原始史书的前提下，以现成的白话史书为线索，在网上制作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假点击率吸引读者眼球，再以网络低俗调侃语无厘头“幽默”云山雾罩，东抄西凑，整出一本又一本这朝那代的连续水帖书，力图想借助各朝各代的“那点事”，最终发家致富。当然，眼球经济时代，点击率造假者有时候还能登堂入室，风声水气地成名，有的还能上电视大讲特讲其埋头创作的“艰辛”成名史。我认为，“历史本来可以更好看”，说来容易做时也难。如果一心想着讨好群众或以流行文风为风向标的写作最容易流入低俗，这样的作品不比地摊文学高贵多少。媚俗和通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有了搜索引擎后，媚俗的文字因成本低、速度快，“贴近大众”一时间成为坊间书籍制作的不二法门，那些以点击率为噱头的历史文字恰似“永不凋零”的塑料花，不会比残花败柳有风韵。这种速成的快餐文化产品，虚拟出一派市场繁荣的景象后，最终让读者上当之余，对历史和文化产生真正的“倒胃”。

    我的历史写作虽然属于玩票，但是我乐在其中。我平时细读原始史料，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我能从事历史写作最大的“功底”，在于我阅读古汉语的能力。我读“古书”的速度和阅读现代文一样，而这种能力不是源于“训练”，而是源于“兴趣”，……现在不少大学搞某项专业的人士，好多人反而没有我们这些“业余研究者”的热情，许多研究历史的，古汉语基础都不行。正如许多所谓研究“比较文学”的，连两门外语也不会，怎么能真正研究“比较文学”呢？坊间许多所谓的历史流行书籍，往往是人云亦云，照搬前人所述，甚至研究人员连原始史书都懒得翻看，以讹传讹，错而又错，最后，错的东西反而成为标准。举几个例子：其一，我写南北朝历史，对于《资治通鉴》、《晋书》中的石勒一句话“我自夷难为效”的两种不同断句都能发现；其二，元史研究中，忽必烈对权臣阿合马的儿子入枢密院不满，斥责说“彼商贾事尚不知”，被五十年代一个元史权威老教授“翻译”为或者“理解”为忽必烈认为阿合马的儿子是个“做买卖的商人”，如此微细的而重要的细节，几十年来一直承袭此说，后来人没有一个对此做成纠正，一概以此为准。其实，只要有基本的古汉语知识，只要手勤翻古书看看，就会避免这种低级错误。其三，我翻看过各种大学历史专家写的学报文章，总能发现不少史实和史料的硬伤。举满清史为例，上世纪孟森教授在查阅故宫档案的基础上已经完全破解了诸如南来太子案、北来太子案等诸多满清疑案，由于现在的学者们懒于阅读孟教授那种半文言的讲义，仍然对那些疑案“各抒己见”……所以，我相信，我这种业余的治史态度，严谨应该过于一般学者，绝对不会不负责任地忽悠读者。

    问：您希望读者能“趣味地阅读”，您希望读者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您又从中获得了什么？

    赫连勃勃大王：我希望读者能从历史的阅读中更多体味现实，发现我们民族的昔日伟大和荣光。以我自己为例，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写作，我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今年年5月1日，我自驾到江西。此行主要目的不是旅游，而是拜祭位于富田村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墓地。去富田前，我先去了位于吉安县城边上的文天祥纪念馆。纪念馆规模不大，非常残旧，且门庭冷落，只有大概五六个人参观。其中，还有两个远道而来的韩国人。至于国人，大多翻蹄亮掌挤到各地的旅游景点加入人肉盛宴，没有什么人会到这里来。富田村距离吉安市57公里，非常庆幸的是，有一条乡村水泥公路，一直修到文天祥的墓地尽头。我拿着一瓶酒，满怀敬意，祭奠了文天祥。墓地非常干净、整洁，只是太岑寂了些。2006年的五一假日，估计我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吊祭文天祥墓地的人。我所做的当然不是做秀，只是我细读历史后的自发行为。这里没有“观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感慨万千：如今，各地动辄花数亿、数十亿的金钱修庙、修菩萨巨像。企业、达人、老百姓皆万分踊跃捐款捐物给菩萨，似乎这样做大家都“高兴”，安稳了，做功德了，天下太平了。仔细想想，真正的“功德”，正是文天祥这样的人，是他，才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不死，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不死，民族精神的不死。宋朝、明朝灭亡之际，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之所以那么多人慷慨赴义，那么多人挺身殉难，当然不是什么菩萨保佑国家，而是人的精神，是不屈的凛然，是文天祥的英雄大义所感召。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像拜佛那样开始拜文天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真正到来。